倪瓒的高雅与迂傲(上)_江阴网 - 龙8国际娱乐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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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1 15:28
来源:江阴日报 作者:曹 鹏字号T|T转发打印

《清閟阁集》

倪瓒山水立轴

倪瓒山水立轴

元·张雨《题倪瓒像》卷(局部)

1364年作 《墨竹》立轴

《云林春霁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幽涧寒松图》

《古木幽篁图》

《渔庄秋霁图》

《容膝斋图》

《六君子图》


元末明初的倪瓒在后人笔下有两个代指雅号,一是“倪高士”,一是“倪迂”。“高”与“迂”正是能够概括其精神与个性的两个关键字。倪瓒其人其作的境界高雅,为人处事多有“迂傲”的地方,他的高不是一般的高,迂也不是一般的迂。倪瓒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的诗、他的字、他的画,而在于树立了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家的高雅标准与特立独行的迂傲典型。倪瓒的高在于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王穉登在《清閟阁遗稿序》中说:“今世最重先生画,次重其诗,又次乃重其人,是人以诗掩,诗以画掩,世所最重者特先生末技耳。”

元代是中国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的关键时期,倪瓒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文人画的标准,他的画作成为文人画最典型的样板。他没有专门的绘画理论著作,但是他的两段名言“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却成为被后世奉为圭臬的文人画主张,习画者口耳相传。

倪瓒自称“懒(嬾)瓒”,亦号“倪迂”,自称以懒,并不是仅仅因为家境豪富,不需要他自己动手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而是懒于世务,不肯委屈自己费神费力钻营应酬而已。就书画艺术创作以及诗文写作而言,倪瓒不但不能算是懒,和同时代赵孟頫、高克恭、王蒙、黄公望、吴镇诸位相比,倪瓒传世的作品绝对不算少的,近些年整理出版的元代诗文集,上述诸家可能只赵孟頫的诗文集篇幅可敌倪瓒。

倪瓒的清高孤傲与洁身自好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财力基础。伍蠡甫说:“他本是一个大地主,红巾军的起义,使他几次逃避到太湖,官吏催租,又使他弃家隐于江湖。”(《山水与美学》第2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只说倪瓒是大地主,就容易低估他拥有的财富规模。他的清閟阁并非只是一座楼阁,而是包括清淮堂、云林堂、清閟阁、萧闲馆、朱阳馆、净名庵、雪鹤洞、水竹居、逍遥仙亭、海岳翁书画轩等楼堂馆所的园林,仅梧桐就植有百树,可以想见占地面积之广。不夸张地说,他过的是富埒王侯的日子。

虽然倪瓒有傲名有迂名,实际生活中倪瓒广交朋友,朋友多是诗文家与书画家,梳理在他的诗文集里与画跋题记里出现的人名,几乎与元代文学史、元代书画史的重要人物大致重合,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巧合。郑秉珊说:“他最欢喜作诗,立志作一个诗人,人家都笑他的迂憨,但后来他果然成为名诗人,和当时名家欧阳元、虞集、范木亨、揭傒斯等齐名。”(《倪云林》第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

他对朋友们的文学艺术成就也极力推崇,如他写下:“高尚书之气韵闲远,赵荣禄之笔墨峻拔,黄子久之逸迈不群,王叔明之秀雅清新”,对同时代的高克恭、赵孟頫、黄公望、王蒙予以佳评,这也是最早的元代绘画四大家的提法之一。

倪瓒的朋友圈集中在江浙一带,在他的朋友们写给他的诗或写他的诗中,对其生平个性与生活方式记录下不少生动的细节。如谢应方诗:“襟怀不着一事恼,姓名只恐多人知。竹箨裁冠晨沐发,莲蓬洗砚晚临池。”把倪高士超然物外,避世而隐,同时又爱清洁新奇的一面写得活灵活现。王冕诗:“牙签耀日书充屋,彩笔凌烟画满楼。”对清閟阁的图书庋藏之富,字画收藏之多,大为称羡。

黄苗子说倪瓒诗文集中无一字与北人往来,是元人集中所罕见者。元朝统治者为北人,诗人文人只要与官府来往,几乎不可能不与北人酬唱往来,倪瓒却能做到泾渭分明,显然是刻意为之。

倪瓒好饮茶,在惠山,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块如石状,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清閟阁集》第368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他发明了不少饮食,后人整理出版有一册《云林堂饮食制度集》。

一般人抛家舍业已经很不容易,倪瓒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一旦弃产而隐,以船为家,就更不容易,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举动,也是后人颇多争议的事情。黄苗子先生认为倪瓒弃产是迫不得已,而且直到去世也还颇有家底,如他捐赠张伯雨的豪举就非穷人所可为,而苏州开元寺精舍乃倪瓒捐款由其友方厓禅师所筑,专供倪瓒居停,可见倪瓒并非穷到无立锥之地,是有未雨绸缪的安排的。

从倪瓒留下的诗文及书信来看,他虽然曾是巨富,而且精于享受,过着奢侈的生活,但是在精神层面他却是个看得开、放得下的人。他虽然“素富贵,行乎富贵”,可是真过起穷日子来,同样心平气和。从心理动机看,倪瓒的弃产是理性选择,当然,在元末明初的大动乱中,民不聊生,财主朝不保夕,形势迫使倪瓒不得不放弃财产,浮家泛宅,不受甲主欺凌。

倪瓒有一首《寄王叔明》的诗:“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寄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 (《清閟阁集》第225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可惜王蒙未能听其劝告,热心官场,最后未得善终。此诗虽是劝人,也可看出倪瓒本人的志向。

不管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碑传历史记载与相关诗文资料都证明倪瓒确实有弃产之举,晚年过的确实是漂泊的日子。他去世后先是旅葬在江阴,古人极重视丧葬,如果不是倪瓒业已破产,就绝对不会出现旅葬他乡的情况。

倪瓒的信札里出现不止一次向朋友借书以及求笔墨纸砚的记录,应当是他弃产后才有的事情。他的朋友彝斋赠他“羊腔、珍果、精缣、酒器”,他写长信表示辞谢,说:“古人取与辞受之间,不可违俗而徇礼也。苟辞受不当于于,是亦不能固穷,所谓小人穷斯滥矣。”他提出:“倘能借我莲叶砚试用数日足矣。亦非敢以干没为鼠窃之事,只欲与小斋一二研比试高下耳。”(《清閟阁集》第327页至328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在向朋友开口商借器物时,倪瓒不止一次丑话说在前边,明确声明绝对不打小算盘占便宜,如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闻执事新收得《庚子山诗集》,在州郭时,欲借以示,仆不敢也。兹专一力致左右,千万暂借一观。执事近与仆情同骨肉,亮不托故而靳惜也。仆亦不敢干没,盖穷措大细事,多虑太过太远,故云耳,如何如何。”因为倪瓒曾富甲一方,对珍版古籍与文房四宝非常了解熟悉,但又因为他后来破产了,所以对自己的穷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能够对朋友坦然相告,虽穷但不至于下三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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