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壶楼访薛永年先生见闻记(上)_江阴网 - 龙8国际娱乐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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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4 13:43
来源: 作者:曹鹏字号T|T转发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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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达——我在故宫鉴书画》 曹鹏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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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楼序跋集》 薛永年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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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唐宋元卷轴画史》  薛永年著

新华出版社  1991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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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谈艺录》 曹鹏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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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这么玩——王世襄说王世襄》 曹鹏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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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题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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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藏饶宗颐对联

薛永年藏饶宗颐画作

薛永年治印

罗继祖书法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先生是徐邦达先生的学生,学术成就在美术史论界享有盛誉。我在拙著《徐邦达——我在故宫鉴书画》排版电子文件出来后,通过微信转发给薛永年先生,请他审阅指教。薛先生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又欠佳,我本来以为他可能不会有精力读这本书。超乎我的期望,他老先生在屏幕上通读了全书,而且读得很细,校改了多处文字与图片说明的差错或遗漏,并逐一抄录给我。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的书稿有多少价值,而是前辈学者治学严谨、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同时,薛先生对徐邦达先生的感情应当是决定性因素。

  薛先生在微信上与我聊到徐邦达先生,我便表达了请他写一篇序的希望。在美术界与收藏界,薛永年三个字的分量人人皆知,求到薛永年先生作序是非常难得的幸运。薛永年先生居然答应了,但是说正在卧床治疗颈椎病,不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所以,得宽限时间才行。我表示可以等。

  后来没多久薛永年先生就发来了长篇序言,详细介绍了徐邦达先生在书画鉴定上的方法与成就。这是一篇关于中国书画鉴定专业的有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的文章,比较全面地评介了徐邦达先生的书画鉴定成就与方法,读者感兴趣可以在京东商城找《徐邦达——我在故宫鉴书画》一书看原文,在此不赘言。

  待新书印出来,我在朋友圈晒了书影,还没来得及给薛永年先生禀报,他就给我留了言,说希望给他寄样书。以送书为由,我便约了时间到他的寓所拜访。

  2003年,薛永年先生给我写过一封信,对我所作《黄苗子访谈录》与撰写的《书画专业书目盘点与评介》给予了好评,并说“后者代替我们这些教师做了导师该做的工作。可惜有些权威学者的书目有些缺乏阁下的水准。”并且提议我做一篇王世襄访谈。这封信我收入了《大师谈艺录》第二册。可以说,我写王世襄访谈录的成因之一是薛永年先生点题,后来我在此基础上扩充出版了《收藏这样玩王世襄说王世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后来我不编美术报刊了,也就与美术界学者少了联系。在过去的十六年里,偶尔也在京城的美术界龙8国际娱乐官方网站中见到薛永年先生,不过我没有打扰老先生,只是遥遥致以敬意。

  到薛永年先生的方壶楼拜访,进门老先生已经泡好了清茶相待。客厅壁上挂着饶宗颐先生题写的“方壶楼”匾额,薛先生说是当年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请饶公写的,饶公还赠了他画与对联。壁上还有罗振玉的孙子、著名学者罗继祖写的自书诗条幅,以及张熊、宋吟可等人的画作。

  话题从徐邦达开始,薛永年先生谈兴颇浓,大致围绕着美术专业这个主题信马由缰闲聊了两个小时。在我告辞时他又赠我一册《方壶楼序跋集》,回家灯下捧读,发现聊的有些内容在书里可以得到印证补充。虽然薛先生只是谈天说地,并不是作报告搞讲座,可是涉及到一些材料细节是美术史著作与人物传记所未曾记载过的,虽然只是点滴,但也不无价值。本来是一次礼节性访问,在我来说却成为一次一对一的聆教,半日长谈,收获颇丰,回家便将所见所闻分几个题目略记如下。

  五六十年代㛃园赏菊

  薛永年先生说当年经常去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徐悲鸿纪念馆看画,徐悲鸿买了非常多的任伯年画作,重视任伯年,任伯年学西方色彩不露痕迹,用笔用得好,画得非常好。徐悲鸿用的线就不是任伯年的线,他追求金石味,魏碑书法味道,西方味重了一点。在新街口北大街徐悲鸿纪念馆后门,有一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秋天赏菊花的有名的地方叫㛃园,私人的很大的院子,里面还有亭子,不仅有菊花,房间里还挂着字画,有马晋为他画的像,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来信与题词墨迹,相当于字画展览。

  㛃园主人刘文嘉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薛永年先生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查1996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有“刘㛃园(1885年—1962年)”一篇,1909年早稻田大学毕业,1910年中举人,旋授七品京官,曾在北京、湖北、东北各地任职,1931年由中东铁路辞职到北平定居,种菊花二十年。

  我检索了一下,关于㛃园的刘文嘉网上信息很少,不过,有两篇介绍“菊花刘”与㛃园的文章很生动。中国是菊花的故乡,北京自辽道宗在位时兴起种菊赏菊之风,明代中后期京城赏菊天宁寺名声最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嘉从东北迁居北平,效法陶渊明,建房种菊,自号“㛃园老人”。抗日战争时期他以艺菊躲避日伪胁迫,有“菊花刘”的美名,嫁接、培育了上百个品种的名贵菊花。

  当时的㛃园是北京城里最有名气的菊园,免费开放。1951年起,毛泽东连续3年几次来㛃园赏菊。周恩来曾到㛃园赏花题字。朱德曾为㛃园题诗。董必武、邓小平、宋庆龄、彭真、谢觉哉、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柳亚子、老舍、沈从文等文化人都多次去参观,赏菊题诗者甚多。1960年,刘文嘉先生将㛃园无偿赠献给国家,如今的北海公园的菊花,就是从㛃园一脉相承而来。

  后来刘文嘉去世,㛃园没了,徐悲鸿纪念馆也一再拆迁改建,至今尚未正式恢复开放。几十年过去,㛃园已经湮没无闻,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听薛先生讲到“刘㛃园”,甚至得请教是哪三个字。薛先生说,㛃园是过去北京诗书画与园林花卉结合的很好的一个例子,既有文化艺术,又有自然科学,对自己小时候影响很大。

  一处有文化的园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所传播美感的学校。

  少年时跟老先生们学画

  薛永年先生在北京三中读书时,考上了星期天上课的北京中国画院业余进修班,学员主要是画家或有工作的人,他在人物画组,老师有吴光宇、马晋、潘洁兹、何镜涵等先生。除了人物画,也学山水花鸟画。也和王雪涛先生有接触,王雪涛先生比较活泼。

  吴镜汀是吴光宇的哥哥,有一次薛先生向吴镜汀请教写生,吴先生用中国画画法画了院里一棵树,薛先生说不知道搞哪儿去了。

  北京画院在东城的一个老院子里,画院有一本《中国画》杂志,李智超当编辑,后来去天津了。潘洁兹在《美术》杂志当编辑,偶尔到北京中国画院来。薛先生学画的时期北京中国画院院长是陈半丁。

  那时启功已经不在北京画院了。启功是叶恭绰的秘书,起草各种文件,叶恭绰很赏识启功,想重用他。后来叶恭绰被打成右派,启功也在国画界被打成右派,他不是在正式工作的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被打成右派的。

  启功的母亲和徐燕逊的太太常在一起打牌,又与溥心畬是亲戚,所以跟国画界关系比较密切。

  因为有少年时期学画的经历,再加上后来上大学对美术史论的研究,薛永年先生对中国画既有实践认识,又有理论认识,近些年同时指导史论专业方向与美术创作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他有一位博士生研究中国画色彩,他说传统中国画从水墨发展到丹青,比较追求内在的东西,对色彩本身是随类赋彩,类型化提炼,有一定主观性,有一定装饰性,有五行等道理,与西方色彩的科学化不完全一样。如何把西方绘画的色彩学与中国传统色彩学结合起来是个大课题。

  薛永年先生笑言如今中国美术史论成了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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